1952年，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委的甘泗淇来到北京，向我军总参谋部做报告，当他见到总参谋部的副部长王永浚时，激动地上前握着王永浚的手，感慨地说：“老王啊，长征时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”。甘泗淇是新中国成立后的55位上将之一，解放前一直从事军队的政治工作，先后担任红二方面军、晋绥军区、陕甘宁军区的政治部主任，抗美援朝时期担任志愿军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，在我国的解放事业中居功甚伟，领导风格以严谨、正直著称，能让甘将军亲口承认“救命恩人”，这绝非易事。更何况王永浚在加入红军之前，还是国民党的无线电部队的队长，被我军俘虏后才加入红军，在长征结束后，贺龙曾亲自保举他入党，毛主席为他亲手写下嘉奖词，他到底做了什么，能得到如此殊荣？1908年，王永浚出生在湖南衡阳的一户普通人家，他的父母没有固定工作，王永浚幼年时在家乡读书，高中毕业后投奔叔父，在衡阳市邮电局谋得了一份差事，开始第一次接触有线电报技术，从0到9的阿拉伯数字代码好像有了生命一般，为王永浚打开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。王永浚经常跟叔父学习通信密码技术，他的叔父经常告诫他：“千万不要把密码翻译出来！”，王永浚听了很惊奇：“没有底本，怎么翻译密码呢？”，他的叔父从不解释，只是要他听自己的话。“难道密码是可以破译的？”王永浚猛然惊醒，从这时开始，密码破译就牢牢地印在了王永浚的脑海里，让他一直想去尝试和探索，这也为他后来成为我军首屈一指的的密码专家奠定了基础。1929年，王永浚考入群治法律大学学习，但他的志向不在法律，而对无线电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在坚持了没多久，他就考入了长沙军官讲习所，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，毕业后加入了国民党军队，担任无线电部队的队长。1933年5月，红军在莲花县一带同国民党军队交战，缴获了一部5瓦的电台，并俘虏了一支无线电小队，王永浚恰好在其中，当时我军的电台技术还比较落后，在“木匠”涂作潮的努力下，我军刚刚建立起无线电部门，手里的发报机和收报机屈指可数，满足日常通讯已经是一大挑战，更不要说密码破译技术了。在当时的“反围剿”形势下，破译敌军通讯，掌握敌军动向至关重要，只有充分了解国民党军队的部署，我军才能施展穿插、包围战术，牵着敌人的鼻子走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处于有利地位。王永浚一时间成了我军的“香饽饽”，在劝导他投诚之后，在同年10月，我军举办无线电技术培训班，任命王永浚担任教员，传授报务技术，为我军培养了一批早期的报务员，王永浚刚刚加入红军，十分渴望证明自己，在后方培训学员远不能发挥他的价值，所幸的是，不久后机会来了。1933年底，国民党调集100万兵力，对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五次“围剿”，苏区的永新县城被敌人占领，我军迫切地需要了解敌军的动向，当时苏区已经成立了中革军委二局，负责敌军的密码破译工作，虽然我方的电台工作人员每天都抄写了大量的敌军电报，但破译工作却远远跟不上，此时，任弼时慧眼识珠，将王永浚调到身边协助工作。王永浚了解情况后，向电台队长请命：“你们抄写的材料能不能复制一份，我来研究试破？”电报属于秘密文件，极少对外流出，面对大家的疑虑，王永浚表示：“我之前学过一些无线电知识，熟悉民用电报的密码编法、电报规律和公文程式，我此前在国民党部队，对敌人在湖南地区的情况有一些了解，就让我试试吧。”听到这话，同志们也十分高兴，在取得政委的同意后，电台队长将一摞厚厚的材料交给了王永浚，面对自己夸出的海口，王永浚不敢怠慢，马上投入到研究之中，不到两个小时便取得了初步成果，在经历了一天一夜不眠不休的破译后，王永浚终于破开了多个密码，并立刻将情报上报，为我军的“反围剿”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。不久后，王永浚再建奇功，1934年4月，国民党调集大量部队围攻湘赣根据地，王永浚提前破译了国民党十五师四十三旅旅长侯鹏飞的密信，提前掌握了敌军的兵力部署、行动时间和行军路线等情报，我军据此设下埋伏，最终歼敌1000余人、缴获枪支1000多条，侯鹏飞被活捉，这就是著名的沙市伏击战。任弼时对王永浚的成绩十分肯定，认为他“能刻苦钻研，人很老实，很适合这份工作”，不久后，王永浚被任命为红六军团司令部研究员，专门负责密码破译工作。在红六军团工作的数年时间中，敌人的密码技术在不断升级，王永浚的破译技术也在飞速进步，经过潜心研究，他成功破译了敌方难度较高的“功密”密码，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内，他攻克的各类密码多达60种，其中普通密本30种，中级密本25种，高级密本5种，湘赣军区周围的敌军对王永浚几乎已没有秘密可言。在这种情报支撑下，我军在战场上的形势迅速逆转。1934年10月底，红二和红六军团转入湘西地区，王永浚破获敌方的秘密情报，得知湘西军阀陈渠珍的3个旅将倾巢而出，对我军进行打击，我军提前预设伏击圈，诱敌深入，在11月16日成功击溃敌方，俘获2000余人，缴枪2200余条，随后我军乘胜追击，攻占多处要地，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，这就是著名的龙家寨战役。1935年6月9日，红二和红六军团计划袭击国民党在恩施地区设立的“剿总”司令部，但11日王永浚从敌方的电报里获悉，国民党计划派遣4个旅兵分三路支援恩施守敌，如果我军冒进，有被包围的风险，在王永浚的情报支持下，我军主力急行60公里抵达忠堡，不待敌军三路部队靠拢，率先发起进攻，最终歼敌一旅一营，活捉师长张振汉。王永浚的情报不止在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在对我军重要将领的保卫上也可圈可点，这也是文首甘泗淇将军所称的“救命之恩”。1935年8月26日，王永浚破译敌军电报，获悉敌军将在第二天空袭红二和红六军团的总指挥部，贺龙、任弼时在夜里紧急转移，到了次日凌晨，国民党的飞机如约而至，对我军指挥部所在地狂轰滥炸，如果没有这个情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在长征过程中，面对国民党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，我军急切需要掌握敌军的动向和部署，王永浚临危受命，每天严密监视敌军电台，多次破译敌军变化无常的电报密码，对国民党军队的行军路线、出发时间甚至是露营地点都了如指掌，为我军突破敌方的包围圈、顺利走完长征路提供了极大帮助。长征顺利会师后，毛主席对红二和红六军团进行了高度评价：“二、六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，把敌人都转晕了头，硬是转出来了，你们原来的的一万人，走过长征还是一万人，没有蚀本，是个了不起的奇迹！”红二和红六军团的成功里，也离不开王永浚周密的情报支持，仅在1934年3月到1936年11月的时间里，王永浚就破译了敌军密码250多种，受到了贺龙、王震的多次赞扬，任弼时高兴地称他是“密码脑袋”，长征结束后，在贺龙的亲自关照下，王永浚正式入党。王永浚随后被调入军委二局，专门承担敌军情报的破译和拦截工作，面对敌军不断升级的密码技术，王永浚面临的挑战十分巨大，他经常独自一人在院子里站着不动，皱着眉头思索着敌人的密码规律，一有想法就跑进屋子里奋笔疾书，他的战友回忆说：“对王永浚来说，工作就是他的命，牛顿做科学实验时吃面包、喝墨水，他就是这种状态”。在不懈的努力下，王永浚侦破了大量密电，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，在同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斗争中，他成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堡垒，打开了军统密码的大门，掌握了国民党大量的核心情报，在重庆谈判期间，王永浚不辱使命，率先掌握了国民党的军队调动情况，我军取得了上党战役的重大胜利。毛主席高兴地说：“你们在前线打得越好，我在重庆就越安全”。在解放战争时期，王永浚的情报支持仍然不减当年，拿淮海战役来说，王永浚所在的军委二局共报告情报100多份，内容涵盖十分广泛，为我军的指挥和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，在毛主席分析淮海战役的64份电报中，其中50多份都来自二局，毛泽东在奖给王永浚的大笔记本上，亲笔写下“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”的嘉奖赞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王永浚并没有退休，仍然奋战在隐蔽战线上，但组织上并没有忘记他，1955年新中国成立后，王永浚被授予少将军衔，1982年，70多岁的他光荣退休，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。在临终前，王永浚感慨万千，写下了一首诗吐露心声：“受党栽培一老翁，投身革命效英雄，任公督导天书译，贺帅严求肝胆忠，隐线拳拳甘奉献，战场悄悄不居功，心中自有红灯亮，安度晚年如劲松。”2003年1月，王永浚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5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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